『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1949年春节刚过，国民党政府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两个“人民代表团”前往北平及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谋和”之门。2月13日，“使团”的秘密北上开启了国共两党历史的又一轮“和平谈判”……
蒋介石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积极进行“谋和”活动。同时，电邀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党派首领，共同策进“和平运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派人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等人，争取他们的好感，想制造舆论，阻止共产党向长江以南进军，达至“划江而治”的目的。他幻想着“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一直把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加以区别，此时更有意争取桂系反蒋。所以，也多方面表达了与桂系首脑接触的愿望。
1月20日，中央复电在香港的中共驻港工作人员潘汉年，请潘答复前来香港与中共商洽和谈的黄绍竑：“（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在南京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白崇禧派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毛泽东批示：“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这份电报，是以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名义发出的。
1月22日，新华社将即将发表的《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新闻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新闻稿做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新闻稿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而恰恰在22日这一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五人和谈代表。同时，实际推动和谈展开，他还于同一天约见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他向黄、刘表示：“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因此，要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从旁协助。
1月23日，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表示：国民党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叶剑英设宴招待他们，指出国民党挑起内战以及进攻解放区和三大战役以后的形势，并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
29日上午，黄启汉（刘仲华暂留北平）搭乘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面见李宗仁，汇报了北平之行的详细内容，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并要黄启汉陪同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担任联络工作。
在黄启汉还没有返回南京之前，1月27日，李宗仁即致电毛泽东，言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以谈判中商讨决定。”随后，李宗仁为试探中共对谋和的反应，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名流，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
2月6日至11日，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到北平。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被蒋介石查封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并不高。中共北平市委的接待人员将代表团送到六国饭店。晚上还设宴款待，叶剑英主持了宴会。代表们对此深感满意。
第二天，根据中共安排，代表团成员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8日，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邱致中等在书面意见中强调：李宗仁求和心切，中共可利用李蒋矛盾，则兵不血刃即可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及非蒋系的军队。待联合政府成立，明令讨伐蒋系军队及其占据之三五省，必定所向披靡。
但是，代表团成员明显对共产党及其革命到底的决心缺乏了解。吴裕后等在谈话中提出：若和谈不成，国民党内开明分子愿以长江为界实行分治，贵党用武力击败国民党，则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势必全部被毁，加重贵党建国之困难。而代表团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纲领”甚至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由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领袖六方各出六人组成；联合政府亦应由上述六方共同组成，主席应由社会领袖担任，副主席由国共各派一人担任。
综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及书面意见，彭真与叶剑英两人9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蒋介石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我们只表示了善意的欢迎，均未表态。
对此，中共中央复电强调：“代表们……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与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14日，李宗仁再次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接踵而至。
关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组成，国民党政府及李宗仁在人员选择上颇费心机。1949年1月31日，李宗仁偕邵力子到上海，对上海贤达一一拜访，希望他们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与中共之间的协调人。
经过缜密筛选，几位在上海滩声望高、在国民政府中资历深的人士走进李宗仁的视野。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外务部次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等职。李宗仁决定让他出任代表团团长。
章士钊，清代秀才，湖南长沙人，是一位有声望的教育界人士。
江庸，名贯申城的大律师。辛亥革命后，曾任南北议和随员，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司法部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法大学校长等职务。1948年7月任司法部大法官。
银行家陈光甫，拥有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无数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共产党试图与陈光甫建立联系，希望能通过与之交谈把握经济方面的建设思路。李宗仁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将陈列入代表团人选。
1月24日，李宗仁派代表刘仲华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光甫，刘仲华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29日是传统的春节，30日，李宗仁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光甫。31日，李宗仁亲自到上海，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20多位各界社会名流，说此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敲门使团”。陈光甫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陈光甫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月6日，李宗仁宣布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光甫，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宗仁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陈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陈光甫在后来的日记中提及决定不去的原因：还是主要出于为个人考虑，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想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实际上，他对陌生的共产党充满了恐惧，担忧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尽管经过李宗仁及其他人的一再劝说，陈光甫还是拒绝参加“上海人民代表团”，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李宗仁不得不放弃。
最初确定的凌宪初、欧元怀、侯德榜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愿前往。2月8日，李宗仁再次赶到上海。最终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前往。
李宗仁所以请邵力子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仆仆风尘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力，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选定这四位人物，李宗仁可谓处心积虑。其理由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在某一领域内资历深，或是外交家，或是法学界老前辈，或是教育界前辈，都是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三是这些人中或多或少都有和平愿望。
2月13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四位平均70岁高龄的老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担负起了所谓的“和平”重任。
2月13日上午4时，一架中央航空公司的C-47型民航飞机载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上海龙华机场起飞前往北平。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外，随同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刘仲华，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还有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电影明星、地下党员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科长顾乐树与技师雷仲仁等19人。当飞到青岛时，停下加油，才发现飞机的左翼坏了，如果不是为加油停下，一定会出危险。这时在青岛与北平方面联系时，中共才获悉除四位代表外，还有十余人。中共方面要求先列出名单给北平，方能起飞前往。等一切办妥后，于次日下午4时半到达北平，住在六国饭店。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接待活动，既把他们当作谈判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和朋友，并力图通过这些人争取更多的人走过来，同蒋介石决裂。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董必武就急着见邵力子，一见面就久久紧握他的手，异常激动地说：感谢你在去年春援助我们8万斤白面，帮我们度过了难关。邵力子马上接口说：应该，应该，我虽己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我还是很想为党的事业做点事，只可惜做得太少了。原来，1948年3月，董必武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上海找邵力子，是想托他设法搞几万斤白面到解放区。但当时的国统区，大米白面已成为禁运品，车船装运，均需持有粮食部签发的运粮证，如被查出是私运，则严厉惩办。邵力子考虑片刻，便给粮食部的徐恭打了电话，让徐恭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开出一张8万斤的运粮证，并通过水路发往天津，再转运到华北解放区。为此，董必武非常感激邵力子的友好帮助。
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明确了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方针和原则：“邵力子等到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
2月15日，叶剑英到六国饭店会见并宴请“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友好谈话。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寒暄之后，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三位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当代表团提出想以对等身份实行国共两党南北议和时，叶剑英坦率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中共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
黄启汉转达了李宗仁的六条意见：（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绝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只是第一项战犯问题，希望由新政府去做，因目前要做极为困难；（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如和谈失败，定当引退；（五）对蒋问题，吴忠信已表示，最好让蒋出国，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李宗仁特别希望能在中共指定的地点，和毛泽东先生密谈一次。翌日，叶剑英分别和颜、章、江、邵四位代表个别谈话，希望他们回到南京向人民转达中国共产党的和谈诚意。
2月17日，中共召开欢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大会，北平市副市长徐冰讲了话。会后，叶剑英又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江庸对叶剑英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愿望的，要打仗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既有和平的要求，尽管他缺乏实力，共产党不妨答应。并请叶剑英将此话转达给毛泽东主席。2月18日，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宴请颜惠庆一行，又进行了深入的谈话。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董必武、彭真、叶剑英，指出：可告诉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人，多住几天，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待李等来后大家谈谈；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做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次日，中共中央就代表的谈话策略又指出，要表示对江浙工商业的关怀，我们希望不要有任何破坏现象发生，南北应速行“五通”。
2月2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平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在北平的党政军负责人、爱国人士共400余人出席了大会。邵力子在席上发言，他说：“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彭真电：“请告颜、邵、章、江，毛主席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2月22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傅作义、邓宝珊和刘仲华乘坐从上海来的中国航空公司专机，由北平飞抵石家庄。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维汉等人前往迎接。当日下午7时到达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己在那里等候多时，安排他们住在西柏坡后沟招待所。
在西柏坡期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一见到邵力子，就握住他的手，叙说在重庆谈判时相见的情形，对邵先生在重庆给予的关照表示衷心的感谢。
代表团成员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着渊源已久的交情。1920年，毛泽东筹划赴法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章士钊赞助。章士钊立即多方筹措，赞助两万银元。这笔巨款，一部分赞助湖南青年留法，一部分帮助毛泽东回湖南闹革命。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毛泽东曾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该怎么办。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后来回延安后对周恩来说：“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邵力子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民主革命漫长的历程中，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1945年8月重庆谈判时，邵力子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江庸也是历来反对内战的，曾与邵都建议过停战议和，当李宗仁向他提出北上议和，他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对此，江庸曾这样回忆道：毛主席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的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第二天早饭后，毛主席又同周思来和代表团人员漫谈了一小时。当有人提出蒋介石愿意进行谈判时，毛主席说：蒋介石在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他又提出了先决条件，要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他这还是想继续打仗，不是和平谈判。
会谈主要由周恩来出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与周恩来谈了两次，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
（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
（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
（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
（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
（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
（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这八条秘密协定，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代表团成员也通过此次会面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解放军的情况和共产党的主张，为国共双方4月北平和平谈判做了准备。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邵力子在和周恩来副主席会谈时，私下透露了陈仪准备和汤恩伯一起走傅作义先生道路的打算，周恩来当下就表示欢迎，还风趣地说：“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陈仪（毅），陈毅和陈仪听上去差不多，而且也都是军人，都会吟诗作文，有儒将之风。我相信，两个陈仪（毅）会成为好朋友的。”陈仪原名陈毅，后改为陈仪。周恩来副主席深知陈仪其人，所以又语重心长地说：“对陈仪先生我们是放心的，但汤恩伯的态度如何，还要看一看。”后来当邵力子回转此话时，陈仪觉得周恩来的话与先前邵力子劝说他的是一致的，颇值得认真考虑。但由于种种原因，起义未果，1950年陈仪被杀害于台湾。
2月24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飞返北平。27日上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叶剑英到机场相送，互赠了纪念品。下午2时1刻飞抵南京，国民党政要在机场欢迎。在机场，张丰胄代表四老发言，宣读了“四老”的书面声明。声明中表示，代表团胜利完成了初步任务。前途虽还有困难，但国共的和谈还是很有希望的，当时全场掌声雷动，情绪热烈。
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经过半个月的谈判，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章士钊、邵力子在5月18日致李宗仁函中追述此事时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可以看得出本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多番解释，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得来不易的“和谈之门”，被国民党关闭，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李宗仁，这位为北上谋和做出过巨大努力的代总统后来也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